在《易传》看来，人与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，不能分离。

董仲舒认为人的本性是生之质，情是人的欲望。传统性情论经唐末五代动乱的冲击，宋代面临重建的课题。

依仗实力称霸，人不会心悦诚服。性是隐在情感活动背后不显露、不动的，情感活动以道德理性为其内在的道德依据。王正，则元气和顺，风雨时，景星见，黄龙下。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。《淮南子》又载：曼颊皓齿，形夸骨佳，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说者，西施、阳文也。

《草木子》载：元朝自混一以来，大抵内北国而外中国。陈亮以其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坚持说：来教乃有‘义利双行、王霸并用之说，则前后布列区区，宜其皆未见悉也。孔颖达《疏》的解释至为明白易晓，特抄录如下：更言大中之体，为人君者当无偏私，无陂曲，动循先王之正义。

孔子九思之思理归属，乃归于礼，也就是克己复礼，而其为精神价值的内核，则在一敬字。而康而色，曰予攸好德。中者，所以立本，而未足以趣时，趣时则中不中无常也。无论在哪一层面上谈论貌、视、听、言、思，都离不开敬义。

关键是，此五事都须秉持敬的态度和敬的精神，所以名之为敬用五事。又说明是晢义，聪是谋必成之义，睿是于事皆通之义。

又曰：今天其命哲，命吉凶，命历年。最重要的是五行之外还有阴阳，五行就是阳变阴合变换的结果，故五行之说又称阴阳五行学说。克，是战而胜之、夺而取之、制而服之的意思，所谓克敌制胜是也，但所克者不一定都是有势有力的敌体，观念的战胜，自我的约束，理想之实现，也是一克服障碍、排除汨乱的过程。这样，我们就不难理解《洪范》第五畴何以曰皇极曰建极了，盖欲建万世治安之大计大法大纲也。

盖此诰之作，是为成功者的自励自勉之辞，三代之治由此可见一斑。孔颖达《疏》归结得更加明白：貌是容仪（举身之大名），言是口之所出，视是目之所见，听是耳之所闻，思是心之所虑。孔颖达《疏》释之为：皇，大也。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

《洪范》的第二畴，是为敬用五事。予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，遂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历代帝王仰而尊之的箴铭。

实际上想做却又疑而不决之事，就不应该谋求实施了。观乎此，则从违之数亦可知矣。

然则，《易》之斯理亦可以解五行矣。就是说，《洪范》之学说，是天帝授给禹的，而非直接授给周王。然则庶民的地位又如之何？庶征之本文曰：庶民惟星，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。可作二解，一是筮不过三，即第一次卜而不吉，可以卜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如果第二次、第三次均为不吉，便不合再卜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马一浮先生说：沈潜者，深沈静默，有近于狷。

如果说宗周之前的制度是以天下为万家，宗周后的制度则是一天下为一家。前者如孔子之于子夏，后者如孔子之于子张是已。

第四种比较复杂，王心与龟卜一致，与筮不一致，卿士和庶民均反对。此处之官是法的意思，官于天就是以天为法。

但此处皇极之本文，将比和周都视作不守中道的表现，似有偏颇，透露出孔子之思想和六艺之义理之间前后的联系与区别。其尔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

岁月日时无易，百谷用成，乂用明，俊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由此我们知晓，一年之四时由是而分出来了。孔安国《传》认为，食是勤农业，货是宝用物，固然也。故《易》与《洪范》可以连类，如同马一浮所说，两者都试图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，只不过《易》以八卦表之，《洪范》以五行表之。

马先生的话，需要领略和妙悟，不合多言。又《周书·大诰》的宣示背景，是当武王崩逝之后，周公居成王的相位而摄政，管叔、蔡叔和纣王之子武庚以及淮夷趁机起而叛周，周公决定东征诛叛。

宵中，星虚，以殷仲秋。但以本人反复研读《尚书》的体会，其所涉之道德伦理，是适合于包括庶民在内的天下所有人群的。

马一浮以《易》道和佛理释正直之义，写道：正直是心之本相，既无偏曲，自无时不中，故正直亦兼中义。不是简单顺从，需要的是自省和发明大体。

而皇极一语的深层义涵，实即在于此而不在彼也。由此我们知道，如果说王的处位和职能譬如岁，卿士的处位和职能譬如月，师尹的处位和职能譬如日，则庶民的处位和职能则譬如群星，但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，说明民有美善，民亦有好恶，其民性及其作用，既有正面作用，也有负面作用，不可一例看待。《易传·系辞下》云：吉凶者，贞胜者也。使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各奉其制度、典礼，以亲亲、尊尊、贤贤，明男女之别于上，而民风化于下，此之谓治。

箕子因此作《洪范》，畅论洪范九畴，彝伦攸叙的内涵。以上诸儒都没有对孔安国《传》的解释提出异议，唯至南宋大儒朱熹始表示质疑。

此处既示五事，又标五福者，是由于善藏之于福，有善存焉，敬用五事才会有福报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

故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则可，而便训极为中则不可。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政，是关于管理国家各职能部门主管官员的配置：第四政司空，负责老百姓的居住，颇似现在的自然资源部。